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20日表示，近期有去探望本港首宗来自内地器官移植手术的女婴，形容1岁多的芷希十分可爱，他指出，两地建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助机制方面，需要做更多解说工作，制度的建立对本港病人只有“着数”（占便宜）、无“蚀底”（吃亏）。
至于为何在此安排下，香港人不会吃亏，本刊早前文章亦作出详细说明，此处不再解释。（详情请见《》）
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代表团七月二十九日前往广州，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体组织器官移植与医疗大数据中心（器官移植大数据中心）进行职务访问，以了解内地的器官捐赠、分配、移植，以及相关制度、系统等运作。（香港政府新闻处）
香港促进器官捐赠30年未见起色
今年1月11日，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珮帆表示，自1993年起，当时的立法局已有动议要求政府促进器官捐赠，但时至今日，本港只有约35万人登记器官捐赠，1999年起至今亦只有3宗成功跨境器官捐赠的个案，不少病人未等到移植已去世。
更糟糕的是，随着人口增长及寿命的延长，香港器官移植轮候时间，不降反升。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玄指，在2015年至2019年间，肾、肝和心脏移植的轮候时间均呈上升趋势，平均等候期分别为54、43.8和26个月。同时，有150名病人在等候肝、心或肺移植期间病逝。
近3年来，情况更不乐观，选委界陈凯欣曾指，近三年器官捐赠数目相当低，几千人轮候捐赠，但本地捐赠仍留于双位数字，器官联络主任亦只有9人。
将“自愿捐赠”改为“预设默许”意义不大？
鉴于以上情况，葛珮帆亦曾在今年1月，建议把现时香港的“自愿捐赠”改为“预设默许”（opt-out），借以增加适合捐赠器官人士的数目。
毕竟过往研究一般认为，采用“预设默许”策略的国家及地区，器官捐赠和移植率会相对更高。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据“Medical Inspire 医．思维”的文章，“预设默许”即假定捐赠者生前未有留下反对捐出器官记录，则皆被视作愿意捐赠器官，若不同意捐赠者则须留有明显的拒绝捐赠器官记录，如书面遗嘱等。例如西班牙、意大利、比利时、荷兰、瑞典、芬兰等多个国家均设有相关法例。法国、奥地利及新加坡甚至属于硬性制预设默许机制，即预设所有市民均同意在死后捐出器官，而捐赠时亦无须征求家属同意。
自愿捐赠则好理解得多，即是市民可自愿登记成为潜在器官捐赠者，在离世后捐出器官作移植之用。
但有研究团队比较了在器官捐赠中分别设立“预设默许”（Opt-Out System）和“自愿捐赠”（Opt-In System）机制的国家及地区的器官捐赠和移植率。（该团队以国际组织“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（OECD）”中的35个国家及地区作为分析数据，其中有17个国家及地区采用“预设默许”，18个采用“自愿捐赠”。）
结果发现，两者于遗体器官捐赠或实体器官移植率方面均无显示明显差异。
与采用“自愿捐赠”的地区相比，“预设默许”的地区每百万人口中的活体捐献者较少，分别为预设默许4.8对比自愿捐赠15.7；而遗体捐赠者的数量则没有显著差异，分别为预设默许20.3对自愿捐赠15.4。在总体的器官移植率中，研究人员得出肾脏移植率为预设默许35.2对自愿捐赠42.3；非肾脏移植28.7对20.9；及实体器官移植（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）63.6对61.7等数据，同样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。
6月24日，卢宠茂也曾在港台节目表示，对于有声音建议采用“预设默许”机制提高香港器官捐赠数目的建议，卢宠茂认为，这或会出现反效果，因现时社会对相关法定方式仍未有共识。
与内地建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助，
却很有意义
不过，去年年底一例跨境器官捐赠案例却让香港看到了希望。
去年12月，女婴芷希接受了深圳跨境捐赠者的心脏移植，她既是香港历来最小的心脏移植病人，也是香港首宗来自内地器官的移植手术。据卢宠茂6月24日透露，芷希已经开始探索身边事物，小手紧握一直陪伴她的小小火鸡公仔，对于自己给她的小布书，也十分感兴趣，甚至懂得揭书。
生命无价，从女婴芷希的例子中也不难看出，特区政府正与内地积极探讨建立恒常器官移植互助意义重大。
且港府已经一再表明，香港现行的器官移植分配制度完全没有改变，仍然是香港器官香港用，而跨境器官移植互助机制属于第二层分配，只有在香港器官捐出后，而香港没有合适的受惠者时，才会触发跨境机制。
换言之，按香港轮候器官移植的病人数目，及每年捐出遗体器官的情况估计，相信内地器官“南下”香港的机会远比香港器官“北上”内地高。之前很多有关此安排的“阴谋论”，完全是居心叵测。
不过，好消息是，同样在6月24日，卢宠茂曾表示，“有信心今年设立跨境移植机制”。他说，医管局正与内地相讨机制操作上的细节安排，包括器官摘取、运输流程及费用成本，以及两地器官运送出入口的法例规管等，因为“中间有阻滞就会浪费咗个器官，所以要安排得清楚啲”。